BBC:政治冰点下的内循环,世界工厂的多重障碍

2020年08月10日 13:01 BBC中文网

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突然成为一个热词,再联系到中国目前面临着几乎坠入冰点的地缘政治环境,外界有声音认为这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闭关锁国”之举。

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应对外部压力不假,但“闭关锁国”解读片面,这一轮调整是从外循环为主转型为内循环为主,而非舍弃外循环。

虽然如此,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将庞大产能由外转内,形成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依然面临着多重障碍。

“自力更生”

“内循环”在中国官方语境中的全称是“国内大循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是今年5月,彼时中国刚刚从疫情中缓过气,经济逐步开始复苏,但外部环境从政治到经济都开始全面恶化。

5月23日,中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出席政协的一次会议时称,“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6月,习近平和副总理刘鹤分别在两次会议上重复了这一表述。

此时,舆论还未形成对“内循环”的讨论。直到7月的两个比较重磅的会议上都出现这一表述——两个会议分别是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和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后者不仅是中国下半年经济政策的风向标,还为10月份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规划铺路。

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即将结束的中国“十三五”规划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十四五”的主线则可能就是“建设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至此,关于内循环的不同声音甚嚣尘上。路透社援引一位前中国政府官员点评说,“确认以内循环为主,相当于‘自力更生’”。中国财政学者贾康则撰文认为,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要自力更生,是“极端化认识”,“带有明显偏差的理解”,更为注重内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

贾康认为需要消除该误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内外需相互促进,综合发力。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抵减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

近年来美国用极致手段打击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地缘政治冰点

不可否认的是,提出“内循环为主”的大背景是中国几乎跌入冰点的地缘政治环境。

在科技领域,美国不仅采取极致手段打压华为,强迫Tik Tok退出美国,在高科技制裁的实体名单也已超过300家,其中还包括多家中国高校。在美国高校中,与中国有合作的科学家和一些留学生也受到驱逐或签证限制。

外交上,中美互相关闭领事馆,互相驱逐记者,甚至有报道称美国在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赴美。

中国周边,与印度边境再起冲突,在印度掀起抵制中国产品的热潮;美国宣布中国在南海有争议领土的主权“非法”,澳大利亚紧随其后。

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称中国正面临“百变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上半年的贸易数据来看,政治领域和科技领域日渐尖锐的对抗,还未转移到外贸领域,但无疑为仰赖外贸发展的前景投下阴影。

印度政府6月29日晚间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用59项中国应用软件。抖音此前在印度的受欢迎程度超过YouTube,有14种语言,每月有超过1.2亿活跃用户。

抵御外部冲击?

中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对应的是之前数十年以“外循环”为主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下,原材料大量进口,在中国加工后,成品全部运到海外销售。

“两头在外”的模式虽然意味着中国企业成为产业链上利润最薄的一环,品牌、原材料、销售都在国外,中国只能挣取微薄的加工费。但在中国发展初期带来巨大红利: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快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避免了在国内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竞争。

但是在疫情和地缘政治环境陷入冰点的情况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显露无疑,中国可能同时面临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挤压”,一方面,消费市场依赖国外,主要贸易伙伴都在国外,如果出现疫情或制裁,出口订单会被大面积取消;另一方面,供应链上一些关键技术、进口原材料和配件依赖国外,外部动荡可能出现短缺,使生产停摆。

一百年前的美国经济或许是中国的前车之鉴。程实认为,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美国在1913年前后从“外循环”经济过渡到“双循环”共同促进,其后经历了“一战”、“大萧条”和“二战”,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 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

事实上,面对以前的外部冲击,中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向“内循环”过渡。2008年后,中国仰赖多年的外贸订单出现断崖式下跌,政府不仅推出四万亿计划,刺激“铁公基”(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还推出家电下乡补贴,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这前后,外贸依存度也经历先提升再回落的过程。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为31.8%,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但从那时开始,内需就成为中国的关注点,中国外贸依存度逐步回落,2019年又回到了31.8%。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2008年启动大规模刺激计划。

世界工厂如何转向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科技内循环和消费内循环,将是这轮转向的重点。

路透社援引中国政策内幕人士和政府顾问称,这一政策尚未给出具体细节,但标志着中国的战略重心将转向本地需求和技术发展,不过国内供应链的建立将部分借助外国投资。

“随着形势变得严峻,中国领导层提出了‘内循环’的概念,不过完全(依赖)‘内循环’是不太可能的。”上述政策内幕人士称。

国泰君安发布报告认为,“构建国内大循环,其重要性不亚于供给侧改革,具体落地主要依托于消费内循环、科技内循环两大抓手进行构建。”

在这两个方向上实现内循环为主,既是中国的被动选择,长期来看,也是一种必然选择。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和低成本劳动力,中国用10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商品出口国。当时中国工资水平低,国内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都比较低,强大的工业产能主要对外。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工资水平和社保不断上涨,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被更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超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制衣,已经大规模向东南亚等国转移。

其次,中国在科技创新上有后发优势,沿着发达国家已探明的技术路径进行研发,成本和难度都大大降低;通过市场换技术,甚至直接模彷,使中国科技快速赶上,也使欧美等国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或知识产权盗窃。然而,在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更新的创新领域,中国也站在前沿,而且他国的科技封锁更严格,使中国的科技后发优势也消耗殆尽。

障碍

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把航向从对外转向对内,并不容易。单从消费内循环而言,关键不在于产能,而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消费市场来容纳。

国泰君安的报告称,重要抓手之一,在于持续扩大内需,降低居民储蓄率,用居民内部消费需求消化内部投资产生的产能,承接以前的出口,形成自我畅通、自我循环的经济体。

仅从纸面数字而言,居民内部消费需求似乎颇具潜力潜力——2017年占GDP的比重为39%,不仅远低于美国(69.5%),也低于日本(56.3%)和韩国(47.8%),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以汽车为例,美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差距很大。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统一大市场,被一道“城乡二元结构”鸿沟一分为二。路透社援引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分析,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

这两部分人口分别集中在城市和乡村。两部分人收入差距巨大,使中国形成了M型消费结构,低端和相对高端的消费比较多;更健康的消费市场则是橄榄形的,中间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消费市场的主体。

王建认为,高收入阶层房、车需求越来越接近“天花板”,其他消费增长潜力并不大;而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提不上来,消费需求未能释放。而解决方桉只有通过城市化,使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未来15年内,只有中国能依靠城市化所创造的巨大内需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甚至再现高速度。

但多位分析人士观察认为,解决这一难题非常复杂,促进政策可能伴随负面效应。比如说,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形成长期高储蓄、高出口、低消费的状况,要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就需要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同时抑制房价;但前者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商品价格上扬,对消费有抑制作用,后者本身就是经济内循环的重要行业,抑制房价会伤害关联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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