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北顶南放"战略的是非 一个女青年的控告信

2019年06月19日 03:03 自由亚洲电台

1960年初期,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提出了一个“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在受到毛泽东批评、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更是被说得一无是处,《党史博采》刊夏明星、沈珂、高桃源等的文章,揭开历史的面纱,一窥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1950年代中期,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依据“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提出:在沿海重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的设防方针。从1952年冬到1955年冬三年时间里,彭德怀视察了北自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万里海岸线。在视察中,他意识到长江以南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南昌、株洲、湘潭等地区正形成新的工业区,而茂名的油母页岩和海南岛的橡胶更是战略物资。作为职业军人,他由衷感到不安:如战时长江以南很快沦于敌手,沿海军事基地为敌所用,将不利于我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他强调在福建、广东等长江以南地区选择要点设防,战时阻止敌军长驱直入。他的这个设想,是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敌军的大规模进攻来自海上,特别是东南方向为背景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林彪上台伊始,便否定彭德怀的上述主张,指责彭德怀的“积极防御,实际上是不够积极”,彭德怀的国土设防主张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消极防御。在否定了彭德怀的战略主张后,林彪在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上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主张。

1960年春节期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了扩大会议。各总部、军种、兵种、院校的负责同志,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各野战军军长、政委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广州,会议中讨论的问题都及时地得到了党中央的指示。

林彪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战略作战方针。在报告中,林彪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准备打仗和经济建设有一定矛盾,但从国家安全来说又要这样办的。我军现在还是一个大步兵,空军的作战能力稍微好一点,海军还是个“杂牌船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我们的作战方针可以考虑为四个大字:“北顶南放”。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

按照林彪的说法,死守地区不打“运动战”,只打“不动战”,就是阵地战,只有“顶”,没有“放”。在其他地区,我有进有退地打。

林彪还具体指出,保卫华北、东北是基本的;固守地区除长江流域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包括杭州、福州、广州都可以放弃,让敌人去占,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与此相联系,林彪还提出“岛重于岸”的思想:海岛不能放弃,要把我们的岛子都变成金门、马祖。他还很有针对性地说,越是小的地方,越是好守。蒋介石守一个中国没有守住,但是金门、马祖、台湾守住了。问题就因为它小、有水。把我们的岛子死守起来,就可以消耗敌人。

1960年5、6月,在视察济南军区防务时,林彪重申了“岛重于岸”的思想:济南军区没有什么运动战,就是阵地战,就是死守,只有“顶”,没有“放”。首先不让敌人上岛,上岛不让敌人上岸,上岸不让敌人前进,这个思想要非常明确。

林彪为何提出“北顶南放”这一具体战略方针?

目前,军史学者一致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北顶南放’方针,主要是针对当时美国可能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我国实施的大规模入侵。”

当时,林彪考虑的是我国面临美国(或联合日本)从两个方向的入侵:北面,越过“三八线”经朝鲜侵略我国东北;或沿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老路,突入渤海湾直插京津一带;或从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入侵,造成分割中国南北的态势。南面,入侵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以台湾为跳板,进攻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一是从越南和我南海方向向我国两广地区侵略。

从上述南北几路侵略中国的路线看,北面入侵显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威胁和造成的困难要大得多,而从南面入侵,对我政治、经济中心的威胁相对要小一些。

基于上述考虑,林彪才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具体战略方针。当然,林彪提出“北顶南放”方针的战略依托,即西北面当时有“苏联老大哥”撑腰,像沙发一样,可以背靠苏联顶着,然后在南方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反攻歼灭之。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这一战略依托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林彪提出“北顶南放”具体战略方针后,很快在各战区得到落实。需要指出的是,林彪提出“南放”也是有限度的,不是像有些人批评的“开门揖盗”,他曾明确规定:诱敌深入的纵深是以广西的桂林、南宁,广东的南岭,江西的上饶为最后防线。

(二)1964年6月16日,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尾声,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详细地谈了他的战略防御设想:“还有一个战略问题,我考虑很久了。所谓‘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主战场不一定在朝鲜、东北。敌人从两广来,能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我看从渤海来,占领天津、北京,把我们割断,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路程也不很远。”“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

毛泽东这番话,当时是对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布防方针的否定。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番话等于给“北顶南放”方针判了死刑,让“北顶南放”方针臭名远扬。甚至乎,对“北顶南放”提出异议,成为军界人物敢于和林彪集团斗争的例证。“北顶南放”方针,由于与林彪挂钩,被批得一无是处!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北顶南放”方针,给予了更多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析》一文中,军事科学院学者胡哲峰客观指出彭德怀、林彪具体战略方针的差异,没有厚此薄彼:“北顶南放”是60年代前期和中期战略防御的重要方针。与彭德怀提出的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重要地区构筑工事,实行坚守防御的主张相比,“北顶南放”方针更突出了“顶”、“放”的具体方向,将坚守重点放在北方。彭、林两人在战略方针上的这种分歧为后来的军事史学家留下了一段公案。

在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思考》一文中,军事科学院学者李德义公正指出:“1960年初,林彪提出‘北顶南放’的方针。这是对1956年军委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局部调整和补充。”

今天,客观公正地研讨“北顶南放”方针,只要通读一下林彪当年在广州会议上的报告,就可以看出,林彪提出这一方针,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认真思考。

在报告中,林彪在阐述“北顶南放”方针(林彪视之为作战方针)时,还有的放矢地阐述了部队建设、国防工程、全国基地化、国防工业、边防等问题。显然,林彪阐述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如何“顶”、如何“放”,它们是落实“北顶南放”方针的支撑,且一起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此我们应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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