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籍八路幅敬信:跟着解放军打胜仗 回中国像回娘家

2019年01月21日 21:09 澎湃新闻

2018年1月16日晚,曾参加过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日本籍八路军老兵小林宽澄在日本去世,享年99岁。小林的离世,意味着参与过参加过抗战的日籍八路军老兵已经都离开了我们。对于这一群体,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生活书店于2015年出版过《寻找日本“老八路”》一书,在书里,知名学者董炳月通过对日籍八路军官兵的访谈,重新让人们了解、认知这一群体,在一个个真切感人的故事中,回顾历史,烛照未来。

【背景资料】

“日籍八路军”特指在1945年前后,因日本战败而留在中国的部分日本官兵与后勤工作人员,他们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队伍中,在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初期贡献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之后大部分在1950年代回到日本。

幅敬信:孤独的“日本兵”

其实,在5月14日的晚宴上,我开始注意到哈巴桑是在他唱歌、主动给大家当指挥之前。他似乎是迟到了一会儿,没有赶上晚宴前的合影,所以集体照上没有他。喝酒的时候他满场爬来爬去,身材干瘦,但嗓门特别高。说话的时候目光灼灼,眼神有些直。他和李锐武官交谈时说汉语,虽然不太标准,但十分自信,斩钉截铁,有点像吵架或者下命令,内容似乎是批判日本现政府的自卫队政策。

他们的交谈告一段落的时候我过去打招呼,问他:“听说您打过仗是不是?”

他大声用汉语回答:“是副排长。辽沈战役都参加了!没打死哪!班长牺牲了,弹药手也牺牲了。”话题一转又答非所问地喊道:“我们还要打仗吗?一辈子都不喜欢的!”

现在想来,他这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可能是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在枪炮声交加、瞬间决定生死的战场上,同伴之间对语言的要求就是简练、果断、洪亮。这种风格的语言类型可以定义为“战壕型”。后来与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说得最流利、最传神的一句中国话就是:“你们投降吧!不杀你们!”这句话的语调几乎可以代表他说汉语时的所有语调。

310房间的聊天结束之后回到房间里,我先是随哈巴桑去一楼的大浴场洗澡。那时候我才知道他1924年出生,已经七十八岁。泡在水池里,一边洗,一边问起他打仗的事。

他说当时他在东北参加解放军之后是打“鹿卡尔炮”,问我:“鹿卡尔炮,你的明白?”

我如实回答:“我的不明白。”回答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汉语也变成了“日本式”,并想起抗日影片中“太君”与中国人的对话,不由得想笑。

哈巴桑改用日语说明,我才明白“鹿卡尔炮”就是掷弹筒。

“哎呀,敌人的机枪太厉害了!我们的部队上不去呀!排长说:‘幅敬信,给我打!’我打了,打中了。我们的部队上去了!弹药手也牺牲了。”听那语调,哈巴桑似乎是刚刚从战场上下来。

我问:“您没有负伤吗?”

他说:“负伤了,没有那么厉害。”边说边指着自己脖子下锁骨处给我看,那里有几块疤痕。

看着他苍老、干瘦的手,我当时想到的是这双手半个世纪之前曾经使众多解放军官兵免遭敌人机枪的屠戮,也曾经炸死过许多国民党兵。机枪在吼叫,子弹成群结队蝗虫般飞过来,身边不时有人倒在血泊中。在他将几发炮弹发射出去之后,爆炸声中机枪的吼叫戛然而止,硝烟滚滚,敌兵血肉横飞,一只钢盔飞起来又落下去,在飘浮着硝烟的天空划出流畅的弧线……

哈巴桑简单朴素的表达背后,实际上存在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不过,比起谈论打仗,哈巴桑似乎更关心日本的政治,特别是不久前日本政府配合美国军事战略而通过的所谓“周边有事法案”。对此法案哈巴桑大不以为然,吵架似的说:“不必要嘛!日本有什么事?日本什么都没有嘛!谁到日本来?都听美国的,日本不行的!日本,中国,韩国,要友好!”在温泉的雾气中,他依然目光灼灼。

洗了澡回到房间里,哈巴桑给了我一张名片。名片是他自己在电脑上制作、用彩色打印机打印的,比较粗糙,但印着彩色头像。名片上印有三个头衔,第一个便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一三二师六十九团二营四连排长。“营”字打错了,打成了“草菅人命”的“菅”。

成冈睦美下午已经给过我名片,晚上又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的个人简历和一张与“回想四野会”成员的合影。这显然是为接受采访准备的。他还给我看了一首中国人手写的怀念过去生活的诗,诗是赠给“陈刚战友”的。问他陈刚是谁,他说在中国的时候他叫陈刚,原来“陈刚”是他的姓氏“成冈”的谐音。

我问哈巴桑在中国时改名字没有,哈巴桑说:“没有,他们都喊我幅敬信。”

见他们没有就寝的意思,我便和他们聊起来。

我问哈巴桑:“您参加八路军的时候,会说中国话吗?”

“不会。”

我又问:“身边都是中国人,您又不会汉语,那怎么办呢?”

这下子打开了哈巴桑的话匣子。他的声音高起来,中国话亦随之熟练:“自己努力,抓紧学习!”停了一会儿,又道,“我最——太受不了的,是唱歌的时候啊!‘日本鬼子’,(歌词里)都有吧?一个连队,只有我一个日本人吧?那时候,他们都看我呀!”

一个二十三岁的原日本兵,站在解放军的队列中,周围的人在大声唱歌。他不知道大家在唱什么,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唱歌的时候都扭头看他,于是满脸的茫然与孤独。我想象着那情景,听着哈巴桑有些夸张的语调,看着他的光头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几乎笑起来。但笑了不礼貌,便忍着。

“这怎么办呢?”哈巴桑自问自答,“平时当模范,战斗勇敢!啊,当模范!”

“怎么干才能当模范?”我问。

“那打扫卫生,挑水,扫地,干什么都有了。那时候都干了。”哈巴桑继续说,“那小功、大功,都不要!咱要战斗功!干!勇敢干!四次打四平,第三次参加的,头一次——”

这时在旁边听着的成冈突然用十分标准的汉语对哈巴桑下命令:“小点声音说话!你的声音太大了。”本以为他是担心吵醒睡在旁边的中村先生,但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助听器由于哈巴桑声音太大产生了杂音。

哈巴桑回答了一声“OK”,声音却不见小。“我们部队,嫩江,大山子。第三次参加。西北有飞机场,我们的部队上不去了。敌人的机枪太厉害了。排长说:‘幅敬信,给我打!’瞄准好了,打了。鹿卡尔炮,他们谁也不知道有鹿卡尔炮。四五个打了,命中了。我们的部队上去了。马上,敌人的榴弹炮打过来了,哗哗哗的。弹药手牺牲了,我没有什么,又上去。排长说:‘幅敬信,干得好!’一个连队一个代表,功勋大会参加!第一大功!1947年吧。东北,打四平。四平打四次,第三次立了功。又有冬季攻势,夏季攻势,春季攻势,一年四次。大虎山,阜新,都打了。夜里干。俘虏,不杀,带回来。武器都拿来。思想教育,国民党的俘虏教育,让他们也参加。夏季完了,还有春季。一年四季都是打仗。”

他的叙述用词比较少,逻辑有些乱,但表达的事实却很清晰。只是夏季攻势完了不应当是春季攻势。我提出疑问,他说春就是あき(aki),而aki是日语“秋”的读音。原来他把汉语的chun当成了秋。

哈巴桑接着讲述他的战斗故事。

“他们跑到鸡西,我们打阻击战。那厉害呀!国民党阻击战。完了打锦州。我们从南边突击。死人哪!周围的人都死!突不过去了。掏齐卡(碉堡)最厉害。机枪打得厉害!啊呀,我们部队上不去呀!都是死人。我们班长要这个任务,打掏齐卡。(因为着急,他改说日语)我会用掷弹筒,可是敌人是碉堡战术,机关枪……(又变回汉语)班长喊口号:‘你们投降吧!都包围了!’哎呀!我们上去,那时候班长牺牲了。我是副班长,喊口号上去了。我喊口号:‘你们投降吧!我们不杀你们!优待你们!’喊口号!一个班的三四个人在一起。他们都投降了。机枪一挺,九个人俘虏,又回来的。班长被子弹打,牺牲了。回去了,立一大功。上级说给两大功吧,没给。那是(因为)班长牺牲了。国民党俘虏补充军队,补充一个班。那时候(我)当班长。”

当时,幅敬信是作为日本人随解放军打仗,中国对于他来说是外国,有语言问题,也有地理环境问题。他不可能知道所在部队的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案,只是随部队行动,而且常常在夜间行动。所以他的叙述有些杂乱。

哈巴桑接着说:“锦州战役结束了吧?他们都跑了!跑到关里去了。我们都追,追到天津。都投降了,傅作义部队。哎——,投降了!”哈巴桑很兴奋,声音高了起来。停了一下,又说,“天津住了一个多月,担任警戒。然后到塘沽休息,一个多月,补充兵,俘虏兵。哎呀,一个班里两三个进来,补充兵。那时候,我当副排长。又南下,好啊!那好啊!白天走,夜晚睡觉。东北战役的时候,是夜晚打仗,白天睡觉。那一宿,走四五十公里。”

看来,当时对于他们来说,晚上能够睡觉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无论是二森范子、相原庆子还是哈巴桑,关于中国生活的那段记忆中都有对睡眠的渴望。

和平解放日语写作“无血开城”,谈及北平的“无血开城”,成冈睦美似乎有些不服气,说:“说服傅作义的可是我们部队!无血开城三个月之前,他们就进入北平开始工作了。我们十纵队的老贾……”

哈巴桑谈起他参加解放军、随军南下广州的过程,成冈睦美又问:“你那时没当上连长?”

哈巴桑嗓门再次高起来:“连长?中国人能当连长,我不是个日本鬼子吗?”他说的是日语,只有“日本鬼子”一词是标准的汉语。说完之后他自己先笑了起来……

第二天早餐后从餐厅回到房间,哈巴桑和中村先生坐在榻榻米上每人一罐喝起啤酒来。

我问:“一大早起来就喝酒吗?”

哈巴桑说:“当然喝!”并递给我一罐。

我说不喝,他大概是误以为我嫌啤酒度数低,便从身边的手提包里摸出一瓶简装的清酒,重重地往我面前一蹾,下命令似的说:“你喝这个!”我只好陪他们喝起来。

本多歌子进来聊天,他们开起她的玩笑,说是晚上让她们跳裸体秧歌。这些老人的心态十分年轻。

集合时间一到,众人便乘宾馆的面包车参观石和附近的景点。车中,他们又唱起歌来。本多歌子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唱她所在的工兵团的团歌——《朱总司令领导我们前进》。

最活跃的依然是哈巴桑,车开得很快,有些颠簸,但他却半立着,一边唱一边手舞足蹈,并拿出了几页歌词。歌词是他自己用电脑打印的,封面上印着“我年轻时代学的难忘的歌曲”一行字,里面都是中国老歌。唱《我是一个兵》的时候唱到“打败了日本狗强盗”那一句,车里的人都笑了起来,哈巴桑自己也笑了。我想起头天夜里他说的唱歌时解放军战士们扭头看他的事。当然,现在他不会再感到“受不了”了。

唱着唱着,哈巴桑居然唱起了《何日君再来》。

我问:“这首歌您也会唱?”

他说:“跟别人学的。那时候不准唱。思想不好,要批评。偷着唱。”

这首歌使我联想到这位日籍解放军战士的感情生活,我问他:“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交过女朋友吗?”

哈巴桑大概是把我的意思听偏了,脸色一下子变得严峻,说:“不行的,不行的。人民的军队,不是保护老百姓的吗?不行的。”他一边说,一边拉着身边的人做搂肩膀、摸大腿的示范动作。“对妇女,这样不行,这样也不行。军规,有军规。懂不懂?”“军规”一词他特意用日语重复了一遍。“要是干了,就枪毙。不用枪,子弹宝贵,是我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拼刺刀。”他说的“拼刺刀”,显然是用刺刀执行死刑的意思。

停了一会儿,好像想起了什么,他又说:“哎呀,那时候啊,没有烟抽,自己卷啊。”一边说一边又做出搓烟叶、卷烟的动作。

北浦佐都子也说:“当时很不容易啊。卷烟,他们都会。”

确实,中村义光等人从敦化的野战医院往蛟河逃跑的途中,也是自己卷烟抽的。当时解放军部队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对于年轻的士兵们来说,抽烟大概就是很好的享受了。

面包车从山中开出来,下午两点左右到了山梨县花卉中心。花卉中心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各种不同颜色的花沿着山坡一层一层叠上去,色彩斑斓,错落有致。有一片种着郁金香的地方好像是要改种其他品种,所以游人可以将那里的郁金香挖了带回家。一位管理员小姐在山腰摆了一张桌子,给要花的人发挖花用的小铁铲和装花的塑料袋。嫌带花麻烦的人,还可以请管理处代办邮寄。几位老太太们忙着去挖郁金香,中村先生和几位不要花的人坐在椅子上休息。我随哈巴桑在旁边转悠,那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穿的是一双拖鞋。

我问:“您先当日本兵,后来又当八路军。您觉得这两个部队哪些地方不一样?”

哈巴桑的情绪又高了起来,连声说“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中国话也变得十分流利。“日本军队,打人,上级强制下级。八路军不一样,那是上级爱护下级、下级尊重上级!我是排长,我也带头冲!”一边说,一边做出端枪往前冲的姿势。

接着他告诉我日本军队训练方式的残酷,军官对士兵不仅上面打耳光,下面用脚踢,有的军官甚至把鞋脱下来,让士兵舔鞋底,作为对士兵的惩罚。他一边说一边手忙脚乱地模仿各种动作,脱下一只拖鞋拿在手里模仿舔鞋底动作的时候,他一只脚着地,险些跌倒。具体的情形我不好再细问,但我想那种兽性的训练方式给他留下的记忆一定很痛苦,因为他说他当年在战场上恨不得从后面开枪把长官打死。这样说的时候又凶狠地做了一个端枪瞄准的姿势……

5月中旬参加“回想四野会”的集会,5月底我就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之后,我接到了哈巴桑寄来的一些文本资料,其中有他的中国战友官冬蔚的文章《李化民将军和他的日本部下》,还有哈巴桑写给他的日本战友舞田岩男母亲的一封长达九页的信。哈巴桑将官冬蔚的文章译成了日语,并做了补充,因为该文写到他。

舞田岩男是哈巴桑的生死之交,现在住在京都。2001年,舞田的母亲(当时已经九十六岁高龄)很想与哈巴桑见面,哈巴桑便在11月15日带着女儿和一岁的孙女从长野县东筑摩郡到京都的舞田家住了三天。今年4月末,哈巴桑又给舞田岩男的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谈他的历史。在石和的那天夜里,哈巴桑也跟我谈起这件事。他把那封信重新打印一份寄来,是为了给我做参考。

将这两篇文本和那天夜里哈巴桑的自述结合起来,哈巴桑的历史才变得清晰。

1942年10月,十八岁的哈巴桑到了哈尔滨,先后任职于哈尔滨的农场和农产公社,做些小麦消毒之类的工作。1945年3月13日,他离开哈尔滨,15日到达靠近苏联边境的孙吴,被编入“第五国境守备队步兵第二六九连队村上大队池本中队”(日军的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的营,中队相当于连),成了一名日本兵。那一年他二十一岁。3月入伍,4月他所在的池本中队就奉命驻扎到黑龙江岸边的胜山阵地。胜山阵地是一座小山,从阵地上可以俯瞰山脚下奔流不息的黑龙江和对岸的苏联人。8月9日,苏联红军开始渡河进攻日军阵地,池本中队与苏军激战三昼夜,终于抵挡不住。苏军的坦克一直攻到日军兵营的院门外,切断了胜山阵地上的日军和孙吴本队的联系。

第三天黄昏,梨本班长传来了本队的命令:“向孙吴的本队靠拢!”于是,胜山阵地上的日军连夜经小兴安岭向孙吴方向撤退。天亮时分到达孙吴阵地,但那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他们便继续往南,向北安方向撤退。撤出孙吴的时候,饭田准尉率领的部队与苏军的装甲部队发生遭遇战,饭田和他手下的士兵抱着炸药包钻到苏军装甲车下面引爆,全部战死。

村上大队长带着这伙溃不成军的日本兵,在小兴安岭的山中跋涉。食品不够,便用山中的野菜、野草充饥。他们不知道,在他们仓皇跋涉的时候,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9月上旬,他们终于到达三百里远的五大连池。当地的中国人告诉他们日本已经在8月15日投降,他们才知道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于是通过中国人和苏军取得联系,就地向苏军投降,被苏联士兵解除了武装。

随后,他们被从五大连池押往苏联境内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战俘收容所。布拉戈维申斯克与中国境内的黑河隔黑龙江相望。当时,苏军正在拆中国境内连接北安与黑河的铁路上的铁轨,连同铁路沿线的物资一起运回苏联。日本战俘们也被迫参加劳动。一边当劳工一边移动,越过冰封的黑龙江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战俘收容所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的11月。途中许多日本战俘都死于饥饿、劳累与疾病。在收容所里他们迎来了1946年,因为伙食太差、卫生状况恶劣,许多战俘便秘,身上生了虱子,霍乱和斑疹伤寒开始流行,夜里有人说呓语。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早上醒来,房间里的人会有四五个已经死去、变得僵硬。哈巴桑也染了病,他不想和那些死者一样抛尸异乡,独自带着行李离开收容所,打算回日本。舞田岩男阻止了他,使他免于一死。在当时的状况下,从苏联境内返回日本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独自离开战俘收容所,无异于自寻死路。到了1946年3月,苏联方面把在押的日本军官和日本老兵押往苏联境内的另外一个地方,却把哈巴桑和舞田岩男等新兵送回中国境内黑河的江岸收容所。大概一个月之后的4月初,他们又被转押到同在黑河的南冈收容所。就是在这里,发生了“黑河收容所逃亡事件”。

逃亡事件是关押在南冈收容所的原日本军曹皆川和原日军伍长畑策划的。他们通知各位说:“今天夜里大家离开这里。可以去北安,也可以去嫩江。去哪里各位自己决定。”

当夜,哈巴桑和舞田岩男离开南冈收容所之后拼命往嫩江方向跑,天亮的时候跑到了山中一个叫作“二站”的地方。荒草茫茫之中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房子,有士兵模样的人抱着枪在放哨,并且发现了他们。后退已经来不及,二人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去,所幸对方是地方部队“光复军”(当时伪满的亲日派组织的部队)。进屋一看,多位从同一战俘收容所逃来的日本兵正在大口吃着高粱米饭。那些人提心吊胆跑了一夜,一定是又累又饿。

当时,已经进驻东北的解放军部队正在从后面追赶他们。他们还从一位姓和田的上等兵那里听到了没有逃出收容所的开拓团员、妇女儿童被枪毙的传言。众人商量之后决定,愿意再一次当兵的人参加“光复军”,不愿再当兵的则继续逃跑。这样,哈巴桑和舞田岩男等十三名原日本兵参加了“光复军”。中途,一位姓原的班长因为厌恶军队生活改变主意独自离开部队下山,结果在山下被人杀死。哈巴桑怀疑是“光复军”因为担心原班长泄漏秘密而将其杀掉。

十二名日本兵随同“光复军”在山中当起了土匪,骑着马,背着枪,住的是在山中挖的“地屋子”,烧木柴取暖,东西吃完就到山外的村里去抢。抢麦抢米抢高粱,牛羊牲畜更是不放过。这样的土匪生活持续了半年左右,到了11月,东北的冬天来了。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大雪也纷纷扬扬下起来。“光复军”的部队七零八落,只剩下二十多名中国人和十二名日本人。他们很清楚,继续待在山里,只有冻死一条路。大家商量之后,横下一条心——向山外的解放军投降!

他们在嫩江的一个村落向解放军交出了武器。当晚的款待非常好,有饺子,有鱼肉,还有酒,丰盛得出乎他们的预料。这群“光复军”俘虏开始时吃得很香,吃着吃着心里就嘀咕起来了:“给这么好的东西吃,该不是送我们上路的吧。是不是吃完就枪毙?”

第二天,他们被带进一处围有铁丝网的兵营,入口处有持枪的解放军哨兵把守。一位名叫黄宽、会说日语的朝鲜籍解放军班长告诉他们,周围各处都有哨兵把守。这样,他们就更加不安了。

他们的不安是多余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数日之后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十二名原日本兵被用马车送往八公里外的纳河军事法庭。外面是零下三十多度的酷寒,白茫茫的雪原晃得人睁不开眼。坐在马车上冻得手脚发麻,他们不时从车上下来,跟着马车跑,暖和身子。上了法庭结果会怎样?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

来自日本爱知县的松冈准尉最悲观,他对众人说:“我可能要完了。你们可得帮助我通知我家里的人啊。拜托了!”

这次他们的担心又是多余的,马车在雪地走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到了法庭,接受简单的询问之后,马夫就把他们拉回了嫩江。

那天晚上谈起这件事,哈巴桑说:“是共产党的政策好。毛泽东说,要优待日本士兵,士兵是无罪的,我们的敌人是军国主义。要利用日本士兵的技术。”

某一天,包括哈巴桑在内的一群日本兵被喊了出来。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解放军连长,旁边是担任翻译的黄班长。连长姓李,独眼龙,一只眼睛和日本人作战的时候被打瞎了。那天提起李连长,哈巴桑还说他“一只眼,但很能干”。

李连长大声问:“你们当中有会打掷弹筒的吗?”

哈巴桑站出来了,说:“我会。”

李连长又问:“你们当中有会打机枪的吗?”

舞田岩男站出来了,说:“我会。”

这样,哈巴桑和舞田岩男成了解放军战士。哈巴桑当时是被编入西满军区二十一师(即后来的一三二师)六十九团二营四连,舞田岩男被编入六十九团的机枪连当机枪手。当时二十一师的师长是大名鼎鼎的李化民,哈巴桑所在的四班的班长就是黄宽。哈巴桑1945年3月参加日本军队,在接受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之后,曾经作为“干部候补生”学习轻机枪、掷弹筒、步枪三种武器的用法。舞田岩男本来就是日军重机枪队的机枪手。

那天晚上,哈巴桑在石和温泉乡谈起的两次战斗,一次发生在攻打四平市的时候,一次发生在辽沈战役中。

1947年春夏之交,解放军曾经四次攻打四平。四平是东北铁路运输的枢纽,战略位置重要,国民党派重兵防守,修筑了坚固的工事,蒋介石还向守军将领陈明仁下达了“死守”的命令。参加攻打四平的解放军,就有哈巴桑所在的二十一师。哈巴桑从第三次开始参加战斗,并且初战告捷。当时,哈巴桑所在的连队奉命进攻四平市西郊的飞机场,计划从机场向市内突击。6月11日,傍晚时分,战斗打响。国民党军队的机枪火力异常猛烈,解放军官兵被压得抬不起头。

刘排长急红了眼,对哈巴桑发出了凄厉的呐喊:“机枪!机枪!幅敬信!干掉敌人的机枪!”

敌方阵地的机枪疯狂地吼叫,在炮弹爆炸的声浪中,哈巴桑看到了刘排长因为着急而变得狰狞的脸和发红的眼睛。他未必听懂了排长的命令,但领会了刘排长的意图。他沉着地用掷弹筒打出去几发炮弹,准确地将对方的机枪阵地摧毁。不幸的是,国民党军的榴弹炮随即向掷弹筒打来,身边姓陈的弹药手被弹片击中,当场死亡。

战斗结束后,刘排长为哈巴桑请了一大功,哈巴桑作为二营四连唯一的代表参加六十九团的庆功大会,被授予“勇敢勋章”,并被提拔为四班副班长。

1948年9月12日,第四野战军发动了著名的辽沈战役,李化民率领他的二十一师攻打锦州。大部队占领了城南两公里外的罕王殿山,外围战斗结束之后,10月10日上午,哈巴桑所在的连队奉命从东南方向向锦州市内进攻,依然是采用林彪“一点二面”的战术。国民党守军在城墙下修筑了坚固的碉堡,隐蔽在碉堡中的国民党兵用机枪、冲锋枪、步枪向外射击,密集的火力将进攻的解放军官兵逼在远处。要想攻进城,必须首先拿下这座碉堡,但面对坚固的碉堡,哈巴桑掷弹筒的远射已经发挥不了太大的效果。无奈,连长指挥轻机枪班掩护,牵制敌人的火力,命令四班向两百米外的碉堡发起强攻。

进攻开始,朝鲜籍班长黄宽和日本籍副班长哈巴桑带领全班战士,利用他们和碉堡之间的大片坟地做掩护,匍匐向前。双方的机枪在对射,子弹发出锐利的尖叫在他们的头顶交织成网。在离碉堡不到十米的地方,黄班长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哈巴桑与战士们一跃而起,与冲出碉堡的国民党兵展开白刃战,登上碉堡,大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他们的气势震住了国民党兵,碉堡被拿下,战利品是九名俘虏、一挺轻机枪、一支冲锋枪、五支步枪。哈巴桑第二次立大功,被授予“勇敢勋章”,并被提拔为班长。

辽沈战役结束后,哈巴桑随军入关,1949年年初在天津被提升为副排长。南下行军途中他又因为吃苦耐劳、埋头苦干被记一大功,并被授予“艰苦勋章”。小功不算,解放军从军六年间哈巴桑共立大功三次。从天津随军南下之后,他所在的部队本来是要参加攻打海南岛的战斗,但他们还在前进途中的时候,海南岛就解放了,于是他们的部队进驻广州,担任警备。朝鲜战争爆发后,哈巴桑虽然作战经验丰富,但因为国籍问题参加不了。1953年他和其他许多日本人一起被集中到武汉,大部分日本人(其中包括中村义光夫妇、相原夫妇、二森范子、本多歌子等人)回了日本,哈巴桑和另外约三百名日本人则被派往北京学习。用哈巴桑自己的话说:“三百人,都是日本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年。”学习结束后他到哈尔滨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1958年5月才经天津返回日本。

共产党的军队彻底改变了这位名叫幅敬信的原日本兵。惟其如此,他才会骄傲地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解放军时代的头衔,毫不忌讳这头衔在半个世纪后的日本社会有可能遭受的误解与冷眼。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他多次参加“回娘家访问团”来中国。1990年访华的时候,他受到原四十七军老军长曹里怀将军的接见。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郑重向他颁发了特制的“八一”一级勋章,作为他数枚军功章的补偿。因为1958年他回日本的时候中国政府为他的处境考虑将他的军功章收回了。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他作为副团长带领“回娘家访问团”访问中国,到达武汉,意外地见到了当年的老师长、原武汉军区副司令李化民。握着李化民的手,哈巴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李将军郑重地在自己身穿将军服的照片上题了字,赠给哈巴桑与其他团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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