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是一场盛大演出,小资产阶级是它最忠实的观众

2019年02月19日 21:09 大浪淘沙

体力劳动者在一线城市,确实能够通过压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与辛勤劳动攒下一些钱来,那么月光族或者靠家里补贴来维系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准的脑力劳动者们,强撑着他们留在一线城市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呢?

(一)

居伊·德波及其后的思想家们,在景观理论的基础上勾勒出城市主观性的分离和城市空间商品化的联系。情景国际认为,“景观”最完美的展示场所就在于之中,现代城市生活本身已经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当今社会,“景观”这一概念不仅充斥了城市的物理空间,还占领了生活空间、视觉空间、心理空间等抽象形态上的空间。商品幻化为一个自主自足的表象世界,城市成为了它的最佳载体。

对于城市本质的研究,最为深入的莫过于当代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大卫·哈维。哈维的理论体系被称为地理-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加上了空间的维度,而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是他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在哈维指出,当代大都市的本质就是是资本和城市空间的双重逻辑关系。一方面,以资本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经过原始积累后,需要一个输出的载体,而城市空间成为了最佳选择,这就是资本的城市空间化;另一方面,以城市空间的视角来看,资本的入侵填充了城市的方方面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御战斗力爆表的资本,没有一块土地不被标价,没有一间房屋不被出售,这就是城市空间的资本化。二者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因此,一线城市的特性呈二重体现,在本质上体现为资本的聚集,在表象上体现为景观的聚集。

就如“城市空间-资本”的二重逻辑一样,景观同样有着自己密不可分的“另一半”——那就是“观众”——景观最忠实的受众。景观像上帝一样注视着观众,而观众则“一众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德波语)匍匐于景观的魅力之中。“景观——观众”的模式构筑了当代资本主义秩序最牢固的支座。在景观之中,“观众”们不再具备曾经生产模式下“劳动者——资本家”的二元对立性,反而热情地拥抱与景观之中,除景观之外对客观世界一概忽视,用德波的话说就是:“观众只是通过一种他们单方面的联系与真正的中心相联系,这一中心使他们彼此之间相互隔离。”

前年年初的时候,我初中同桌来北京的总公司开年会,开完他们就放假了,我就带她在北京玩了两天。第一天中午带她在西什库那边的胡同里吃了一个特别正宗的老北京馆子:炸酱面配七八个小菜,烧饼夹肉的口味秒杀三里屯西餐厅卖上百的汉堡,肚丝汤杂碎汤都是人间绝味。但是,我同桌似乎并不领情,直接对我吐槽说“你就带我吃这个啊?”当然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也不介意,就问她你说你想吃啥,人均四位数以内的我都带你去。结果她说,你看着地方,长条板凳,桌子都裂纹了,吃的也不好看,自拍也不好看,发照片别人还以为我上山下乡了呢,北京那么多网红店,你带我去个网红店呗

我当时就“……”一时语塞,因为在我的概念里,“网红店”三个字就是贬义词啊,就是那种装修风格甜得发腻,又贵又特么难吃的地方,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把它当做向往之处?我当时拍着胸脯跟她说,去也不是不可以,但北京大大小小网红店我也吃过不少,没有一家有这个烧饼夹肉好吃,你可要想好。结果她一定要去,毕竟远来是客,晚上就带她去了一家尼玛全都是花的网红店,那花恨不得都要塞到我嘴里。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吃了点不知所谓的东西,还贼贵,这钱肯定不是吃的,这是换鲜花的。不过反正她自拍的挺开心,我吃的挺不开心,消费主义守恒。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是我的思维批判性太超前了,看见“网红店”三个字就直接打为贬义词。我跟身边许多朋友交流了交流,我还真是少数派,大多数人还真买“网红店”“网红食品”“网红推荐”之类的账。我一想这其实也非常合理,正因为大多数人都买“网红”的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商家打“网红概念”的牌。

德波指出,景观通过两个统治——规训和控制——主导着观众的意识。人们对于网红店的向往,就来源于景观日久天长的规训:铺天盖地的广告,散发着诱人气息的视觉诱惑,接踵而至的网红示范,身边好友社交网络的炫耀成为最后一击……很难有人能抵挡住这样的景观冲击。

基于此,居伊·德波提出了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概念,从心理学层面认识、研究城市空间与社会环境,试图从个人心理体验去探究景观规训与控制的流程。并以此衍生出“总体都市主义”思潮,其内核观点是城市和建筑会直接影响本质上的人的存在。下面我们就来探究,城市的景观如何潜移默化地构筑人的心理意识。

(二)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说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发明了一个名词:“新型小资产阶级”——他们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说白了就是还是穷),但是生活、消费水平甚至价值观上,处处像真正的资产阶级看齐。西马学者们总结了新型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南京大学博士刘春卉在其毕业论文《大城市“边缘白领”的社会空间特征》中,指出对于一线城市“现代、时尚、商业化”生活的向往,是刚毕业大学生等“边缘白领”群体,能够忍受相对低收入和高房租,留在一线城市最大的动力:

大都市的流行文化、创意活动、乃至城市中心的“路边摊”都让他们觉得更加契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品味,他们也更能从这些空间中获取他们的身份认同。通过访谈,当谈及对白领身份的认同时,他们对于白领的理解往往会贴上“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等标签,换言之,他们对于白领的界定基本等同于与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当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与其心理预期相矛盾时,这一群体普遍选择对自身职业所代表的身份的否定。然而,根据上文群体身份认同的分析,当其自身与农民工群体相比较时,其职业有成为了自己与农民工划界的工具。这种矛盾的状态,与其边缘白领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从教育、就业形态与文化认同来看,他们具备了部分中产阶层的特征,而从其收入与职业声望来看,他们又属于社会的中下层,这种矛盾进而导致了他们对于地位身份认同既清晰又模糊。

当谈及他们自己社会身份时,他们经常会主动将自己与农民工做比较,有些IT从业者也会自嘲自己是“码农”、“IT民工”。然而,当问及他们是否是农民工的时候,他们基本都认为自己和农民工还是有区别的,认为自己比农民工的地位还是高一点。问及原因“大学文凭”、“职业”,都是高频词汇,其中一位受访者的回答颇具代表性,“我们好歹还是有大学文凭,虽然赚的钱不多,至少不用做苦力吧”。然而,也有些受访者会认他们与农民工最大的差别在于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的巨大差别,“我不喜欢在小区周边逛的,他们喜欢窝在这边,而且他们喜欢几户人住在一个房子里,结了婚么肯定要(单独)出去住的”;“我喜欢周末爬爬山,逛逛商城,逛逛书店,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吧”。因此,虽然受访者与农民工居住在一个空间,而且他们自己也经常会自嘲自身与农民工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农民工这一群体,文凭与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他们建立身份分隔的边界,但是中产的生活范式才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

对于这些群体,我管他们叫(伪)小资产阶级、(伪)小布尔乔亚、PPT纺织工人,今天又学会了一个新词汇“边缘白领”。作者概括了“边缘白领”的几个特征:第一,身份背景弱势——简而言之,没关系;第二,教育获得不高——比如学一些商科、文科专业,出来不知道找什么对口工作好,再比如去英国香港读一个一年制硕士,回来找工作普遍被认为含金量低;第三,职业声望较低——多从事文职基础性工作,收入低(扣除房租之后剩不下多少,生活标准还要求高,需要父母日常补贴),工作保障低(说被裁就被裁);第四,普遍晚婚晚育——很简单,结婚至少得买个房吧,另外自己还养不活的,哪养得起孩子。

也可以看到,这些边缘白领们自称“民工”,其实仅仅是一种解嘲,其内心完全没有把自己与农民工群体看做同一阶层。只是类似于“屌丝”“肥宅”“猪猪女孩”之类的自称,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保护机制——我都这么说我自己了,你就别说我了吧。类似于上面这样的p图,更看不到对于体力劳动者的一点尊重,隐藏其中的还是一种身份的优越感。

我在《劳动人民的命,金粉世家的病》一文中也说过,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还真比这些“边缘白领”们多,而且人家还能攒下钱来。但是呢,正如上文刘博士也提及了,这些人并不认同自己与体力劳动者同属一个阶级,虽然说得很隐晦,但本质就是高人一等的阶级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就来自于景观的规训——“中产的生活范式才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也正因为此,他们一定要去积极地拥抱景观,因为一旦丧失了这种幻象,他们将一无所有。

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指出:“如果工人和他们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泳衣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奢侈品消费也是一个道理,能让原本处在底层且上升渠道堵死的边缘白领们能有一种阶级晋升的满足感,从而成为他们在高强度工作下不至于崩溃与幻灭的支柱,这就是消费主义和景观规训作用。

于是资本创造景观,景观通过规训控制着观众;在另一个维度上,观众热情拥抱景观,从景观中获得虚假的满足感,更会积极分享与复制景观,让整个世界成为一场景观的狂欢。

网上流传着两篇很有趣的文章,其本质说的就是上面的道理。一篇是《帝都金融民工装腔指南》:

“那片全是高房子的地方就是金融街……全国所有的金融机构总部都在这里……这是xx总部……那是xx总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就在前面……这附近的房子要卖十多万一平……我就在这栋楼上班……”金融民工兴奋的向老爸介绍着……

金融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民工心目中的高富帅集中营。英蓝1楼,星巴克,金融民工心目中的装逼集中营。只要有空,金融民工都会来到这里,穿上已经洗的发亮的工装,点上一杯82年的Latte和一块入口即化的蛋糕,再找上一个靠窗的座位,翻开昨天刚到的盗版CFA NOTES,细细品读起来。如果恰巧碰上熟识的金融民工,则正好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关于三中全会的学习心得:谈笑间,言必称XX办,XX部。各种矛盾、斗争和故事,仿佛亲历。吃完走出大厦,金融民工感觉自己像刚冲满电的马达,能量爆棚,忍不住对着天空大喊一句“加油!”。然后径直走进了对面的新盛大厦。

装着装着,金融民工不仅骗过了外人,也骗过了自己。金融民工开始相信:自己是一名把握世界经济脉搏、经世济国的金融精英。下午5点半的金融街,华灯初上,复兴门地铁口,一大波金融精英正在排队安检进站……

无独有偶,同样的题材还有一篇《互联网民工装腔指南》:

卧虎藏龙的西二旗,号称互联网工地,有着望京、中关村、五道口、国贸、建国门所不具备的土气,是Shelchial文化的发祥地。在西二旗,要想成为一个看起来合格的民工,有多种姿势可以选择:你要么张口闭口互联网,没事点评一下某创业公司ABCD轮融资;要么沉迷技术,边吃饭边讲大数据和MapReduce;实在不行,八卦一个各个互联网公司的加班文化也是可以的。要是这些都不了解,没事,你秃点顶也成。聪明绝顶,本身便是Shelchier都具有的素质。

穿衣,真正的民工穿衣服是很有讲究的。带互联网logo的T恤,短裤,拖鞋,这是西二旗码农夏季着装标配。冲锋衣,浅蓝色牛仔裤,运动鞋,这是冬季标配。除此之外还有格子衬衣套装,单色系连帽卫衣套装等。你要是穿得太正式,no,not professional。穿着一身西装走进互联网公司大门,全公司的人都会看你:那个人一定是来办信用卡的。在西二旗,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是不会注意外表的,你穿得越低调,显得越专业,你要是能一个月不洗澡,每天穿着人字拖上班,大家一定会说,看,那个人一定是大牛。

所以在西二旗装逼,着装这个事是高压线,高逼格的衣服穿不得。不过没事,此处不装逼,是为了我们在其它地方更好地装逼。

关于吃这一点,战场主要集中在朋友圈。很明显,如果你中午叫的是外卖就不用晒了。在这里上班的进程猿大多是被公司食堂包养的,虽说同一个食堂,但是不同的滤镜,也是不一样的装逼效果。

如果说在朋友圈装逼全靠滤镜的话,午饭时间的放风就成了哲学指导下的螺旋上升式装逼了。大多数公司会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对于这难得的休息,不装逼简直太浪费了。民工们虔诚着相信着“男人久坐易得前列腺炎”的传闻,纷纷选择去运动……

通过上面的研究和网络热文反映出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中景观构筑的幻象、以及“最接近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了边缘白领们维系自身“阶级体面”的精神支柱。

另,以上仅作学术讨论,大家谨慎对号入座,这里没有任何歧视或者批判的意思,只是客观描述社会现象。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喜欢去颐和园、北海、天坛这些地方玩,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的同学同事朋友都不太喜欢去这些地方,压根约不到人跟我同去。问为什么他们都表示那些公园不是外地游客和老年人才去的吗,然后嘲笑我说你怎么过上了退休一样的生活啊。我当时的理论素养还不扎实,听他们这么说就很迷惑,于是就尝试了一下所谓“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去购物中心做个陶塑,去网红甜品店喝个下午茶,去工体蹦个迪之类的。我当时隐隐觉得这其中有些愚蠢,就问带我去做陶塑的姑娘:“你看我们做的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啥都不能做还贼贵,你是真喜欢玩泥巴吗?”她说:“你不懂啊,做这个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减压啊,我们同事都这样。”我终于意识到了其中的荒谬性,我去天坛看看那些绿树听听鸟叫一样能减压,于是开心得回归了曾经的退休生活。

我现在非常明白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对于城市的名胜古迹和特色文化毫无兴趣了,因为那些地方外地游客也能去,农民工也能去,快递外卖小哥也能去,并不能给予他们独特的身份符号。换句话说,你在北海公园拍个自拍发朋友圈,一点也不“酷”,反而会被认为是不是爸妈来了带他们逛逛北京?他们心目中属于自己的景观,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国贸桥,是夜夜笙歌红男绿女的工体俱乐部,是华灯初上浮光掠影的三里屯,是能满足自拍+滤镜+发朋友圈一条龙需求ins风网红甜品店。

就是通过如此完美的景观控制,一线城市才能用最廉价的成本留下最优秀的人才。

(三)

根据2017年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求职就业情况报告,当年应届生中有61%的学生毕业于二三线城市的高等院校,但这其中仅有三成的应届生愿意留在二三线城市工作,剩下七成的学生倾向于前往一线城市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报告中指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是否在一线城市,是评判工作是否“体面”、是否是一份“好工作”的重要依据。

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再生产领域(消费),还是在生产领域(工作),一线城市都提供了最完美的景观:一线城市的工作天然地意味着“更加体面”,更能为自己的身份所增益;不仅如此,大都市同时能天然地给人一种机会多、发展前景好、上升信道多远的错觉。上升渠道的景观是最为魅惑的景观,这里传颂着无数个工作三年买车买房、工作五年财务自由、工作十年侯服玉食的财富神话;流传着无数个出任CEO、迎娶白富美/高帅富、纳斯达克敲钟的励志故事。但正如一切成功学的虚妄一样,这些故事就好比在茫茫大海上人鱼们曼妙的歌声,为的是用这种幻境吸引一个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水手。故事的真相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分析的那样,上升信道的天花板是导致大批脑力劳动者在工作数年后离开一线城市的根本原因。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出学历越高就业率越低的反常状况:在21-25岁区间的年轻人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与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失业率分别为4.2%、8.1%、8.2%、11.3%、16.4%,所谓学历越高越好找工作的现象早已过去。这就是我在上一章中说的,我们的经济体系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有那么多匹配你“高等学历”的“高等工作”给你,上升渠道都是固化的,要么看关系,要么混资历,要么你得是百万人中无可觅得的人才。

这样的经济模式就给边缘白领产生了一种“错位感”:他们的收入是无产阶级的收入,他们的生活范式是力图接近于资产阶级的范式,这种错位产生了属于白领群体特殊的迷茫,焦虑,以及,丧。

法国社会学泰斗皮埃尔·布迪厄以审美、消费、生活方式为出发点,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化理论,他指出:“一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便向世人呈现他个人的社会空间——换言之,一个人的审美意向——描绘了这个人的地位,并让他与更低层的群体产生距离。”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阶级晋升优越感”。布迪厄认为大都市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和“象征符号”,而(伪)小资产阶级或边缘白领,通过朝拜这一想象中的符号,目的是为了消弭了他们这一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更高阶级的差异所造成的断裂,更是为了填补收入水平与消费期望巨大不匹配所产生的错位感。

(四)

关于景观对人的心理规训,早在德波之前,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齐美尔认为,当代都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被图片、影像、感官、活动所充斥。大都市人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觉的关系之上的,而直觉的关系扎根于无意识的情感土壤之中——正是因为城市生活对感官和情感的冲击,导致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即“都市的保守”。

齐美尔认为,大都市居民在本质上并不是冷漠的,而其孤立、个例、冷淡的生活状态,来自于城市生活的异化。每个人都被动地对周遭事情漠不关心,摆出一副见怪不怪的姿态,根源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求。因为正如我们分析,大城市是资本中心,而资本以自身增殖为唯一的目标。当人们浸淫在一切都以盈利、金钱、效率为导向的生活状态中,就导致了很多残酷的、以实际效益为标准的互动方式,人们也越来越变得精打细算和冷酷无情,感情、同情或共情则完全不被关注。就好比一些外卖平台,已经把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送餐员,给消费者的赔付是从外卖小哥那里扣的,就直接造成了劳动者们的对立。用齐美尔的话说:“人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成了一粒小小的灰尘。”——这就是“社会技术机制”(social-technological mechanism)对于“人性”的降低和削弱。

另一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相比于人们本应存在的“初级接触”,大城市中人们的关系变为了“次级接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为了交往本身,而“别人”只是作为了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这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人变成了工具。

类似的例子我以前也举过很多:在生产中很多人对于同事就知道个微信昵称,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在消费中,与服务员、外卖员、快递员等,非但不会产生共同体共情,而更多的都是对立情绪;在生活中,很多群租房的年轻人之间毫无交流,共住一个屋檐之下仅仅是公用洗手间和厨房的关系,微信群里唯一说话的时候就是要分摊水电费了——先发生了金钱的关系,才有了人与人的联结。

这些就是我在之前多篇文章中探讨的“异化”问题。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好——因为这些现象会带来人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来到了一线城市我们的生活都非常的“丰富多彩”,很多人离不开的原因也是因为“家乡太寂寞”或者发达国家“好山好水好无聊”。不过齐美尔指出,大都市反而是对于多元性的抹杀——“大城市是超越于一切个性的文明的舞台”。在资本的规范中,个性不被允许,“雄伟舒适的公寓建筑、集中的生活方式和明确的规章制度,都说明大城市充满着具体的无个性特点的思想。”这种无个性的状态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的行动、兴趣、时间的度过以及意识都被潜移默化的规范着。齐美尔对于这种现象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我们被放进河中漂流,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

基于这种社会现象,总体都市主义的出发点就在于:城市景观时代人与人之间心灵、精神层面的链接被强大的外物强行割裂了。工厂、商业街、博览区、观光区的一个副作用是把人们原子化,人和人之间逐渐分离、疏远——以购物中心为例,人们之间的关系被消费主义规训的空间异化与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了空间的附属物。最关键的,人们一起走向街头进行集体反抗和斗争的可能性在客观上逐渐被消解了。加里·布里奇与索菲·沃森合著的《城市概论》中指出:“城市完全是一台高消耗的资本主义机器,一个高级策略的空间,同时它又是一个附属空间,是存在偶然性的价值体,让我们可以审视整个统治制度”。

大卫·哈维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表明城市化在迅速推进的同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因素,会造成人的精神扭曲和异化,人的精神无法跟上城市空间的发展节奏,会产生心理层面上的痛苦感。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积极拥抱城市化和生产力的进步,但是也要正视其中带来的问题。全盘否定城市化,鼓吹倒退回“田园牧歌”式的封建农村生活,是唯心主义;而无视城市化中的种种问题,因为经济发展而无脑吹捧并全盘接受一切资本主义带来的冲击,是机械唯物主义,这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那么针对于城市生活中年轻人的种种困境,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怎样构建性的观点呢,我们下一篇文章中再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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