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四十:惑与不惑

2018年05月14日 15:03 澎湃新闻

30岁之前,Sandy 的烦恼是无法成为玛丽苏女主,被从天而降的白马王子拯救。

直到看见美剧《绝望主妇》中衰老的Huber太太站在窗前,幻想着一生愿望的实现。Sandy 顿悟:自己不为想要的东西努力争取,指望别人拯救,结局多半就只能像这样,垂垂老矣时徒留幻想。

如今她43岁,九年前嫁人时已经有车有房。丈夫比她小,彼时一无所有,但她看中对方乐天的性格和关键时刻的担当。

“哎哟,不要说我是中年女性。”她本能地排斥“中年”这个词联结的刻板印象。

在当下的国产影视作品中,几乎没有她这个年龄段女性的位置。40岁上下的女演员们不是化妆扮演更年轻的角色,就是一路向着“市侩”“婆妈”“人老珠黄”的角色人设奔去。逼得网友们硬是脑补出一部《淑女的品格》推上微博热搜,巴巴地盼着俞飞鸿、袁泉、陈数、曾黎四位70后女演员,上演一出独立、优雅、自信的大女主戏。

而现实中四字打头的女人们,则过着更加复杂而精彩的人生,难用“不惑”一笔勾勒。

婚恋之惑

荷月生于1978年,今年整四十。岳滢比她大三岁,陆蔚比岳滢大三岁。她们仨都至今未婚。

陆蔚年轻时好强。大学毕业进入电视媒体行业,从小记者做起,一路奋斗到制片人。每日忙得昏天黑地,顾不得太多心思风花雪月。30多岁时经历过极其焦虑的日子,觉得在父母身边让他们太过操心,便想办法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城市。

但她并非不婚主义者,也会自我反思:“哪个男人会要你这样的人?让你整天在外面风里雨里去采访。”她知道在父母生活的小城市,流言蜚语难以避免,偶尔想起总觉得自己是将压力转嫁给了他们,不免内疚和自责。

“我看起来像一个失败者。”陆蔚说。语气明朗,甚至带着点笑意。各种各样的眼光是大龄单身最需背负的东西,她早已学会轻描淡写地处理。社交场合遇到不熟的人无意中问:“你孩子多大了?”她只微笑回应“没有孩子”,不再多做解释。

有知情人想介绍相亲,她也不排斥。对爱情和婚姻,陆蔚有着极深的渴望,也常常对自己带的女研究生说,该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谈恋爱。然而见的人多了,也不禁感叹:“到了一定年龄,会觉得好男人越来越少。”

同龄的男性似乎都正处在对“功成名就”欲望极强的阶段,这并不是她喜欢的气息,只让她觉得沉重。还有一些男人,她能感受到对方只是想找一个能照顾自己的人。陆蔚会直白地拒绝,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也想找一个能照顾我的。”

她渴望“灵魂伴侣”。聊得来、有感觉,比车、房、存款都重要得多。

在某大型互联网公司任高管的岳滢也持有类似观点:“我不要你带给我什么荣华富贵,我要的是就是生活里面一个伴侣。”她说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丝质面料的袖口微垂,露出一小段细腻光洁的手腕。

几年前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家庭背景深厚,也很喜欢她,因为“没见过这样的女人”——从前交往的很多姑娘大多瞄着他的钱,他也习惯了给人买花买包买东西,付钱从不手软,却终究觉得没什么意思。岳滢觉得他没什么不好,对方的母亲也很喜欢她,就尝试相处了半年。却还是忍不住提了分手,理由是“不合适”。

“其实一个人最怕的是孤独。但两个人的孤独比一个人更可怕。”岳滢说。这段相处最致命的在于,对方感兴趣的东西,她觉得都不感兴趣。散步还是宅居,看电影还是买东西,聊美食还是名表……细节的分歧背后是生活习惯和三观的差异,她无法想象和他共度一生。

还有一个说自己结过婚的男人。岳滢起初并不在意,但后来发现他根本没有离婚。“是他前妻不肯,他确实一直在争取,我也相信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后来他也离婚了。”岳滢回忆。但她心里过不去这个坎,信任对她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

也有人已婚,却明确表示想和她在一起。“他觉得你一个女人没结婚,你就是这样的。”岳滢勾了勾嘴角,妆容精致的脸挂上一丝懒懒的嘲讽。

误解不止于此。职位越来越高之后,介绍相亲的人就不见了。“她们就说,给你找什么样的才能配得上你啊,我们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岳滢摇摇头。她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舒服最重要,却无法阻止别人将地位作为头等考量因素。看到她在事业中雷厉风行一面的人,很少愿意去理解她在感情中的被动和慢热。

她和第一个男朋友相识10年,相恋5年。对方比她大,也很能赚钱。岳滢读书时两人感情很好,裂痕出现在毕业后——男朋友不想让她出去工作。那时年轻的她说得坚决:“我哪怕只挣一千块钱,如果有一天想给我妈,我可以全部给我妈,我也不想伸手管你要。”

20年后的今天,岳滢想,如果再有一个人让她将生活的重心放去做其他的事,一起花更多时间来享受生活,她可以接受:“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也不是没有喜欢的人。但岳滢没法将纸捅破,因为同在一个行业,对方职位又比她低。“可能年纪大了就会想得多吧。”她笑着说,脸上却带着一点无奈。

艺术家荷月更洒脱。她形容自己早年“有一段时间是渣男吸铁石”——在一起两三个月,受很深的伤害,两三年都缓不过来。后来渐渐有了自我疗愈的能力,婚姻观也日渐开放。对如今的她来说,一纸婚书实非必要。

“如果两个人的动机不是出于对方资源共享,而是愿意帮助对方成长、互相滋养,这样的搭档关系我觉得也很好。但那个纽带一定不是一个孩子或者一张纸,而是内在有一个契约,就是让对方成为更好的人。” 荷月说。

她甚至觉得,好的两性关系是即使结婚了,如果在某个阶段,双方生命成长的需求不一致,就应该要赋予对方自由。

陆蔚身边有很多朋友,结婚多年日子一地鸡毛,常来向她诉苦。有一次闺蜜拜访,母亲正好在侧,等人走了忍不住感叹一句:“不结婚也好,免得我女儿受人欺负。”旁观多了,陆蔚觉得自己确实更自由自在,也更拿得起放得下。但母亲还是担心她老了无人陪伴。

岳滢的母亲十多年前生重病时,也是千叮咛万嘱咐:“你要找一个人,不然以后我们走了,你连个家都没有。”后来父亲有一年说戒酒:“我要多活几年陪你啊。”岳滢一下子哭了,觉得太让他们操心。

没有岳滢那么高的收入,陆蔚对养老的焦虑最终回归到经济层面。原本从不考虑的商业保险也渐渐开始买,还会主动关注台湾、日本好的养老模式,找朋友一起讨论。她父亲身体不好,母亲在照顾。她偶尔也会想:“如果哪天我也这样了,谁能尽心尽力照顾我呢?”

生育的坎

年逾四十五,陆蔚唯一后悔的是错过了生孩子的机会:“哪怕后来婚姻不幸福,我离婚了,都可以。起码孩子是生了。”所以看到关于冷冻卵子、人工授精的报道,陆蔚都很支持,只可惜自己年轻时没有那么多可能性。

岳滢在40岁前怀孕过一次。孩子的父亲是她已经确定不想嫁的人,她觉得不应该为孩子结婚。可她也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我自己的这个观念还是挺传统的。”她说。思来想去,岳滢最终没有把孩子生下来。

生孩子这事儿,单身母亲荷月曾忐忑过很久。

怀孕之前,她已经专注当代艺术创作四年。在一个会上和其他女艺术家交流,有人坚持不要孩子,即便提起两次打胎时痛哭失声;也有人已为人母,明确地告诉她:生小孩会让你对生命有更深的灵性体验,长期而言有利于创作,但怀孕后五年之内,不要想出什么好作品,因为根本顾不过来。

荷月最终下定决心,是因为她喜欢的艺术家玛丽娜•阿莫维奇在年逾五十时被人问及:功成名就,还有什么是特别想要的?玛丽娜说,“我非常想要个孩子。”

“我那时候想,哇,我不想50岁起来哭啊,”荷月说,“养个小孩最多二十几岁就出去了,但是我做艺术可以做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生育的危机感早就有。37岁那年,她月经不调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不是正常嘛,你这个年纪以后卵巢功能会慢慢不好了。荷月好郁闷,觉得像判刑一样。

39岁时,她生了。怀孕期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决定放缓做艺术的节奏。

产检都是一个人去做,做羊膜穿刺时医生喊:“孩子爸爸过来签字!”她说没有父亲,对方就很为难,最后还是荷月的母亲去签了字。“要家属陪同的,我就是每次都要说没有家属。”她依然笑着,语气却并不轻松。

孩子出生后上户口,政策是允许的,但她至今记得在窗口遭受的冷眼和轻视。被刁难的时候,荷月的母亲甚至焦虑地哭出声来,怕外孙女成为黑户。

意外地,荷月收获了和父母关系的改善。从孩子身上看到了生命的珍贵之后,她突然明白,无论自己过得怎么样,在父母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更懂得珍视自己。现在的包容性也高很多。有个孩子,瞬间柔软了。”她说。

生完孩子,物质是首当其冲的拦路虎。荷月单身做纯艺术时,每月只花几千元。女儿出生后,仅雇保姆每月就需7000元,加上杂七杂八的开销,月月上万。荷月出了月子就上求职网站找工作,还花500元买了 VIP服务,但脱离职场四五年的她,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得到。

“我必须去想怎么自己养这个孩子。”荷月说。那时能挣到任何一点钱的工作,她都愿意尝试,包括在酒店教瑜伽,来回三小时报酬只有200多元。后来脑子转过弯来,推了所有低薪的活儿,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做艺术类商业营销方案。

现实如预期般残酷。做艺术需要大块空白的时间让自己沉浸,孩子出生后,荷月的时间变得极其碎片化;做母亲本身也是陌生的体验,她花了大量时间自我学习。业务开创期,谈客户放在第一位。但她尽量保持工作时间的弹性,能每天有空陪女儿。

相比荷月,岳滢过得轻松得多。常有同事问,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头啊?她就笑:“不是我精力充沛,是你们比我更辛苦,除了工作回家还得带孩子,还有老公。”她同时清楚地明白,相比起很多同龄人,自己手握十倍高薪,也是源于不同的选择。

工作、带娃兼得否?

“35岁以后我的生活状态就定性了,就是事业和孩子。”律所合伙人张筱云说。

1974年出生的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与《盗梦空间》的剧情相反,陀螺永不停息才是现实。

早上7点起床,张筱云一边刷牙,一边大脑就开始高速运转:今天要做哪些事,先后顺序怎么安排,孩子的辅导班要调课怎么办,谁接送,周末时间如何调配……手机备忘录里记满了孩子的事,工作的事则记在本子上。

所幸丈夫能理解她的工作,家里还有老人帮衬。周末她和丈夫分工,孩子一人管一个;虽然两人都经常出差,但尽可能提前商量协调时间,很少出现夫妻都不在家的情况。

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很难像刚结婚时那样,将重心放在彼此身上。“时间是有限的,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张筱云说。

最近孩子在升学季,各种琐事令人焦头烂额。律师又是一个需要花时间不断学习的职业,年轻时她常做的逛街、朋友聚会,如今一年也难得有两三次。

生活归根结底,都是平衡与妥协的艺术。边创业边带娃的Sandy深有体会:“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她把家庭和工作平衡得很好,那一定是鬼话。如果真的同时能完成的话,那也一定不是她自己的功劳,一定有很有能力的人帮她。”

平时她带孩子上钢琴课,忙的时候让老公代劳一次,回来之后孩子晚上练琴,各种情况老公一问三不知。她发火:“那你待在一旁干嘛!哪怕拍个手机录像,回来可以看看呢。”老公一脸无辜:“房间里太吵了,叮叮咚咚的我脑仁疼,不想待。(乐谱)我也看不懂。”

早上叫孩子起床,Sandy会先拉开一点窗帘让光透进来,然后温柔地唤醒孩子,实在不行就放音乐;如果有起床气,还要安抚一下。换成老公,这一切会化为一句简单粗暴的大喊:“起床了!”画面转眼变成孩子又哭又闹、大人手忙脚乱。

好在除了在孩子教育方面非常依赖她以外,老公做家务还是很积极的。对比身边很多忙于工作不顾家的男性,Sandy觉得老公还算是不错。她也设想过做全职妈妈,但预计到生活质量将大幅下降,夫妻俩一商量就作罢了。

2016年,Sandy开始做内容创业。注册公司、财务、法务、招人面试……每一件琐事都牵扯精力。生活节奏也随之忙碌。最宝贵的就是午饭时间,要么安排宴请,要么就让同事带份外卖,一边吃一边改稿。她要争取腾出晚上的时间回家陪孩子吃饭。

创业前她报名了一个在职研究生,老师每个月从香港过来连上三天课,不能迟到,不签到不允许考试。工科出身的Sandy 本以为会很容易,能拿全A,最后所有课程都是C+. 老师在上面讲课,她在后排打开电脑偷偷工作。和班级同学关系也很疏远,因为很少交流,大家聚餐时她又要回家带小孩。“我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坑。”Sandy苦笑。

去年父亲生病,她回老家一趟,油然生出感叹:“我特别幸运的是,有个特别顾家的哥哥。”她很难想象,如果自己还要肩负照顾父母的责任,日常会是怎样的鸡飞狗跳。想想公司里的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们,她深表同情。

如今生活三大主题:事业、学习、家庭。如果要排个序,会是怎样的?

“小孩肯定是第一位的。”Sandy 回答。

转轨与觉醒

Sandy 创业是个意外。她原本在传统媒体,年轻时拼过命,也经历过办公室政治, 40岁已做到总监职位。家就在报社附近,每天吃完午饭到单位,泡壶茶,笃笃定定开始工作。一点上班,六点下班,回家陪陪孩子,手机上随时刷刷新闻,有工作就安排下去。

直到投资人拿着200万找上门来,三番五次地怂恿她出来做自媒体。从此过上了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日子。“在报社是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创业以后晚上还是不睡觉,但早上要起床。”Sandy 笑言。

心更累。内容创业和带新团队都很费心力,Sandy每天早上信心满满地出门,晚上充满挫败感地回来。等小孩睡着后就开始思考,今天有什么问题,明天的问题怎么办。“每天晚上破碎一遍,第二天早上又重塑一个自我,打了鸡血一样。”日日循环往复。

半年前合伙人出了问题,团队也受了影响。从前头沾枕头就能睡着的Sandy整夜整夜地失眠,早上起床看到镜子,都厌恶那个憔悴邋遢的自己。“你看你看,白头发都是那时候长出来的。”她低头扒开一层层头发,指着脑袋说。

“焦虑来源于无知和无能。”她自己总结。实在觉得无能为力,她干脆携家带口出国待了半个月,走之前和手下的总监讲:“(文章)你觉得质量OK就发,不OK就干脆停更。”那15天的照片里,她容光焕发。回来后,她想办法让合伙人退出,又换了团队里的一半人。

她并不后悔创业。传统媒体式微,原单位在她走后调整了架构,她打趣说,如果不自己革命,现在估计要下岗了。创业的持续学习和快速成长,也让她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她心态越发松弛,早上去湖边跑步锻炼身体,什么工作都不想干的日子也会约小姐妹喝个下午茶、讲讲八卦。穿着衬衣和牛仔裤、扎着马尾的她,体态依然年轻。“我想我可以在40多岁的时候保持20多岁的状态,我的理想是60岁还能保持。”Sandy说。

同样曾为媒体人的陆蔚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做记者时生活不规律,肠胃不好,还总值夜班。有一次春节,同学大年初一打电话来拜年,她还在值班,心情非常崩溃。同学在高校工作,说,“要不我给你写个简历,你考虑下转行?”

职业倦怠,婚恋未卜,加上对规律生活的向往,陆蔚答应了。年后很快就收到了回音,她如今回想,36岁那年的转折顺利得像是命定。

现在每年两个假期,陆蔚一定会出门远游。放假前夕领导总说,写论文最好的时候到了。她有时也想,是不是应该追求高一点,把心思都放在学术上。但想来想去,还是选择出去放松。她说自己是随缘的性格,知足常乐,对生活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

“追求的东西不是特别操之过急,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再急也没有用。”陆蔚笑着说。

过了40岁,无论经历和选择有多大的差异,用荷月的话说,都是“自我觉醒的过程”。

大学毕业后荷月做了十年白领,和很多人一样,跳槽、升职、读MBA……物质带来快乐,但快乐很短暂。看到迅速升迁的同事,她心里没有羡慕,也没有向上爬的欲望。最困扰的时候,她半夜睡不着,睁着眼问自己: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吗?你要拿你的生命做什么?

35岁那年,工作很不开心,在一位学艺术出身的朋友邀请下,荷月以合伙人身份开办了一家文化公司。做了一年,公司没赚钱,她却机缘巧合地发掘了自己对当代艺术的兴趣。荷月决定转行做纯艺术。

在此之前,她有两个忧虑:第一,做艺术能不能养活自己;第二,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才华。“进入全新的领域,没有人听说过你,你需要证明你自己。而且艺术这东西,万一你真的没有天赋呢?”

后来在北京见一位诗人朋友,对方问她:先别说这两个问题,你先说,你有没有极深极深的渴望?

荷月瞬间就明白了。

经过四年的专注创作,她开始在艺术专业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作品被收藏,也参加了国内外艺术机构的展览及驻地。与35岁时相比,她对自己40岁的最大感受就是:更自信,更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不再因外界的评价而恐慌,也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时光。

如今的荷月笃定而平静:“你是奔着生命的意义去的,奔着创造自我、不断开发深处的自我去的。你没有恐惧。”

她希望年轻的女孩们能发现自己内在的裸钻,然后把它打磨成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荷月说,自己虽然不是精英,但是能以想要的方式生活着,也是一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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